到底是什么精神因素奴役着日本人这么多年，并驱使他们发动了与全世界为敌的战争？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

答案很简单。因为日本军国主义没什么深厚的理论，只有类似“世界八方一屋顶”或“把天皇的神威传播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等口号。这与纳粹德国的情形大不同。他们有一整套理论，例如《我的奋斗》或《二十世记的神话》。

没有理论并不表示它是弱势的。正相反，军国主义像一个多层密网，牢牢地套住了日本人。它不仅只是一个决定我们日本人低层政治自觉的外加制约力量。其实，重要的是那铺天盖地而来，导引我们行为的心理压力。

如果我们想了解军国主义真象，我们需要去尝试了解它口号底下的逻辑是什么？

军国主义不是含有扩张性的国家主义的加强版，它的本质是不同的。日本人有一股内在的冲动，对外寻求扩张，对内进行压迫。这种质变使它成为极端军国主义。

让我来把它和欧洲国家主义比较一下，你就会查觉其中的玄机了。

现代欧洲国家对于人的内在价值（例如真理，正义）是持中性立场的。这些是属特殊团体（如教会）的领域。国家是一种主权的法律框架，它是不关人内在价值的。

欧洲的君王不再提君权神授，只强调他能维持社会秩序，使它能正常运作这个实际的功能。

明治维新将日本改造成一个现代国家时，这个新国家却不像欧洲各国一样不管人民的内在价值观。所以日本的国家主义不是根植于外在的法律，而是从日本人的内在价值观引出的。

在明治维新以前，来访日本的外国人很快就会发现，日本有双核心：一个是天皇统领人民的精神层面，一个是幕府，他们拥有政治实权。维新后，幕府的权力被拔除，改归天皇。政权与神权于是集于天皇一身。

这一来属于公领域的政治，与本来属于私领域的人内在价值全归天皇管，两者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法律开始侵入原来属私领域的事务。而且天皇政府开始传播“即使在个人事务层面，每一个人也都要面向天皇。而且大家都必须发心去报效国家”的观念。从此日本的一切个人事宜，全都变成了政府可以介入的国家大事。

而这就表示国家的一切作为，没有任何超越国家的道德标准可以衡量它、评论它。国家主权创造一切事务、一切价值的标准。

正因为一切价值的起始点是天皇，他的作为永远是好的，是对的。正义于是和国家的作为永远是一体的两面，是不能分的。因此即使是最恐怖、最邪恶、最奸诈的行为都是好的，是可以做的。

日本国家主权之申张，因而成为权力与德性的终极源头。于是日本人民不从内心深处去求取德性，去提振道德力量。不，道德存在于人心的外面。因此日本人会毫不犹疑地去积极加入外在的政治运动。

日本人在战时全方位动员的精神，正是日本人用外在行动表现德性的典型范例。日本政府所做的一切行为既然永远是对的，日本人就从来不曾理解到政治的“恶魔”层面。这与西方人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汤玛斯曼（Thomas Mann，德国小说家、政论家，一九二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指出，德国人民心中深处有一个认知，那就是，政治的本质是残忍而不道德的。这种概念日本人没法子真正理解。

因此有两种政客在日本几乎没有。其一是坚持追求真理与正义的理想主义者。其二是赤裸裸地追求权力，践踏人权的混蛋。

日本没有这两种人，我们的政客表面上喧闹得不得了，骨子里却是严谨的依循着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东条英机正是这种日本政坛中的代表性人物。

这种现象我叫它做“权力之矮化”。这种矮化，不仅仅发生在国家最高层的政治活动中，而且包含了一切政府主导的控制行动。

譬如说，如果你去看一份日本人虐待、踢打战俘的报告书，你会很震惊的发现，每一个被告都强调他们很努力的去改善集中营的状况。自以为在做好事却同时在踢人、打人。这就是因为他们以为：执行权力就等同于德性，是对的、好的。

在日本军营里待过的，都能够轻易了解这种事。在军队里面，施行权力不是基于个人的自信心，而是根植于对国家主权的认同。当他们失去了国家政权这靠山后，他们的表现真是虚弱而可悲呀！在受审时，土屋龙夫脸如白纸，古岛佐藤竟吓哭了。但是德国战犯戈林在庭上纵声狂笑。巢鸭拘置所中所有的日本战犯没有一个有这种气魄！

在德国和日本，虐待战俘都很常见。但日本的虐囚与德国有本质的不同。在德国，虐囚者与囚犯的关系是一个自由人与一个东西。在日本虐囚者心中有把无形的尺，这尺使他看到的是，他与最高价值（天皇）的距离比较近，因而他是站在上面，而囚犯在下面。

这种“与天皇距离有多近”在日本是极端重要的事。这种追求靠近天皇的内在冲劲正是所有权力机构（军队、财阀）以及整个国家的行政机关的推动力。

决定所有公务员、军人该怎么做的不是事情依法该怎么做，而是要认知那些比他更接近天皇者的权力。所以在日本法律的观念非常薄弱。法律不是用来规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一体适用的准则，而只是位高的人对位低的人用的一种工具。法律只是用在对付下级用的。它对于在上位的人是非常宽松的。

所以帝国高官们对于逮捕、拘留、听证这一类事，根本不依法来，可说视法律如无物。

日本的价值观因而不重视一个人的社会功能，而就看他与天皇有多近。所以贵族的高贵是因为他们是皇室之捍卫者。而陆军、海军的生命线是最高领导直接统领这特权。

每天推动这些政府领导阶级工作士气的，不是这工作的合法性，不是心中认为他是在做对的、合于公义的事，也不是以为自己是在为人民服务，而纯是因为感觉到自己与天皇是很接近的。

因此，他们将自己的利益与天皇的利益结合。凡是会影响天皇权益的就都是敌人。

认知到德性与权力的完全结合，以及时时刻刻都要关注自己与天皇有多近，这两件事对于日本人的工作态度有巨大影响。

对于手边工作的成就感，不是基于自己的专业技能，而是倚赖从上面传下来的价值。许多日本军队里的病态现象都跟这种心态直接相关连。军队的整个教育体系都在导引这种上与下的观念。

军队是国家的主要成分，因此他们站在上面，他们面对平民时有强烈的优越感。而且不只是位阶高，而是一切都高人一等。

由于谁高谁低是如此重要的一件事，各个军事单位之间因而产生强烈的相互竞争。而这更在战时导致军种、部门之间各自划地自雄，不能协调合作的现象。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陆军与海军中。可以说整个日本政府都是这个样子。大家都要显示自己团队比别人更接近天皇。整个国家每个人都有根链子连在天皇身上，有的近，有的远，有的在上，有的在下。

这样严密的结构是不是正适合产生独裁者呢？其实不然。独裁者必须是个能独立做出决定的自由人。但是在日本这么严密结构起来的社会里，每个人在对下方的人强加以权威的同时，自己一定受到上方的人的节制。

这看起来像一个独裁体系但却有本质的不同。独裁是根植于责任感，而日本人根本没有责任的概念。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德国与日本。在开启追究侵略战争责任归属的问题时，纳粹德国清楚的知道开战是他们的决定。日本呢？虽然确是日本开启了太平洋战争，却没法子发现那一个人或那一个团体知道他开启了这场战争。这个国家像是被一个可怕的战争漩涡卷了进去，而没人了解这股巨大的力量。

这问题的答案在于日本独裁统治的本质。日本陷于独裁统治已是国家的不幸。但是更不幸的是，日本的统治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应该负起统治责任的独裁者。

这整个独裁体系的各个部门不认为自己是个决断者，而以为自己是受到外面订定的法条严格规范的。没有一个衙门能独力施展什么作为，大家相互依赖着，而每个人都仰望来自绝对权力中心——天皇的领导。这种工作模式无疑阻止他们产生责任感。

当东条英机在大审时被问到他所享有的权力构不构成一个独裁政治，他这么回答的“大家都说这是一个独裁政府，我必须加以澄清：那个叫东条英机的人^（注1）是一个谦卑的臣子。我跟你们是一样的人，不同的是我担当首相这个职位。我的荣耀只是因为我领受到了来自天皇陛下的神光的照耀。要不然，我不过像个路边的小石头罢了。我因为得到天皇的信任坐上了首相的位子，如此而已。我和欧洲那些被称为独裁者的统治者是截然不同的”

事实上东条英机首相的权力远大于前几任首相。但是他的答词中显现出来的是一个胆小、忠诚的一个臣子的心态。他无时或忘的是那种因为能接近天皇而产生的骄傲与优越，以及被这种权威的重量压在心头所产生的心理负担。

这种状态我们可以用一种压迫转移以维持平衡的现象来描述。

靠着对下属强加随意压迫的行为，每个人都可以把从上面来的压迫转移到了下一级的人身上，从而能获得补偿式的心理平衡。

这种现象是日本封建体制留传下来的。Fukuzawa Yukichi（福泽谕吉）曾诠释这种现象为权力之重要性无限上纲的结果。而这个现象从日本文化的最开端起就是人与人互动中的常态，其历史非常悠久。

日本人自古以来在上位的人和在下位的人各有不同的行为准则。同样的两组人的权利与义务各不相同。所以每一个人一方面受到上级的压迫，一方面欺压下级同胞。一方面是受害者，另一方面是加害者。对上方来的压力他低头，对下属则作威作福。用今天的得意来弥补昨天受到的耻辱……好像是将张三的钱抢来付给李四。

这现象在军队里极端的普遍，而且整个日本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是这样子。

当日本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后，这种压迫传递现象就跟着延伸到了国外。明治维新以后，立刻就想侵略韩国，而稍后又派兵到台湾。在德川时代后期日本深深感受到列强对她的压迫。因此一旦国家强盛了，马上有样学样，开始压迫周边的弱国。这明显的是一种压迫转移现象的延伸。

而要求对外执行强硬外交的政策是来自于普通平民百姓，也就是在日本国内备受压迫的社会最底层的一群人。当我们检视日军对中国和菲律宾人民的暴行时，我们发现那些施暴的人是最低阶的士兵。这些人在日本国内只是个天皇的子民。到了国外他们的身份就变了。现在因为他们是帝国大军的一员，地位很高的啦。在这种状态下，这些在国内没有人可以给他们欺压的低阶士兵，马上逮住机会对当地人施以残暴的迫害。这正是日本政治体系中靠压迫别人来作心理补偿的一个实例。

现在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以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全世界各国是幅什么样的图片。由于日本的价值标准，是以与天皇这最高价值点的距离来衡量的，这个模式可以延伸到全世界。

极端的军国主义理论是这样的：日本把全世界的国家都纳入这个体系之中。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对应于日本的一个位阶，其位阶之高低，依照他们的社会现状而定。如果全世界都纳入了这个体系，那世界就太平了。一个军国主义者曾这么说：世界历史的走向，就是让天皇的尊贵德性之光照耀在全世界。这将经由帝国的兵威显现达成。

在这样的计划中，每件事都受到日本帝国的绝对控制，那里有各国都必须遵守的国际法的存在空间呢？当天皇的德性之光依圣土（日本）的方式照耀于全世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国际法这码子事。

东京大审的时候，我们发觉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是非常不理性的。日本人在发动战争前，没有仔细考虑自己与美国的生产力之间的巨大落差。这个致命的决策者甚至对于国际事务非常的无知。而在决策的关头他们其实是近乎绝望的。东条英机曾说“有时候人必需闭起眼睛往下跳”。

联军在太平洋战争时一直假设日本在开战前一定有充裕的准备，有专责的机构负责，有严谨的沙盘推演。这是因为日本是主动发起这场大规模战争的一方。

当战后联军逐渐了解了开战内幕以后，他们真是无比的惊讶。日本竟在对华的侵略战争还在进行中，同时与美国、英国开战，甚至他们还准备攻打苏联。

不怪大审时替战犯辩护的律师Mr. Bluewett（他的国家——美国年产战机五万架）辩说：除了唐吉柯德以外，没有人会拿几百架战机去征服全世界^（注2）。联军的战时宣传机构，描述日本是个像纳粹德国一样的专制国家，少数人把持国政。但是当事实被发掘出来后，我们会惊异地发现日本领导阶层内部意见严重分岐而且极不稳定。

有什么可以证明这说法呢？有的。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共经过了十五个内阁，二十一个首相，三十个外交部长，二十八个内政部长，十九个战争部长。看起来不太像一组人设订了一个独霸世界的大阴谋，然后依照计划来推行。

联军是于战后从外面来看日本。德国人，因为是二战时日本的盟国，可以在二战时于日本内部观察日本。他们的日本印象是相同的，即日本政府犹豫不决，没有长期策略。一个德国派驻东京的武官对于日本陆军与海军之间相互制肘的激烈程度极感惊讶，他甚至忍不住而跳进去尝试帮这两个军种排解争议。

如果我们以宏观的角度来看，日本从满州事件（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之间确实可以看出一些脉络^（注3）。但是如果以微观的眼光来看，那么我们会看到一大串不合逻辑的决策。（指战争是突发事件引起，不是预谋）

在法庭上，预谋犯罪和临时动议式的犯罪是相冲突的^（注4）。但是这种互斥性在我们在这里做历史分析时并不一定适用。

诚然，在东京大审被告席上的人，都主张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都鼓吹要建立八方一屋顶的世界新秩序，都要把天皇的皇威推展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注5）。

铃木贞一如此描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次重要的内阁会议。

与会的包括首相近卫文麿，战争大臣东条英机，海军部长及川古志郎，海军上将豊田副武，外交部长和中将铃木贞一（他自己）。

“很快的，争执的焦点就很明白的摆在大家眼前了：海军部官员确实感觉要打赢美国是不可能的，但他们不敢公开地这么说。陆军部官员并不真的想再开启对美、英的新战争，但他们不想从中国退兵。外交部长的看法是：如果不从中国退兵，则与美国的谈判不会有结果^（注6）。当时如果首相要避免这场战争，有两个办法。一是让海军承认打不过美国。第二是让陆军能看得到海军不愿承认的事实^（注7）而同意从中国撤军。我感觉到首相的困境，因为他自觉没办法说服海军，也没办法说服陆军。”

所以在会议中，三方角力的结果是：没有结果。东条英机坚绝反对从中国撤军。最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他也取代近卫文麿成为首相^（注8）。

纳粹德国的战犯们，都属于恶棍型，多半没受过正规教育，在执政前没做过官。而日本的战犯都是名校的高材生，一路做公务员，一帆风顺爬上了高位。

纳粹的领导人很多是不太主流的怪胎，像吸毒的，性错乱的和酒鬼。他们多是社会上的边缘人。而日本的战犯领导则非常正常，没有心理变态。他们出自名门世家，备享尊荣。

确实有些恶棍型的日本人曾帮助推动军国主义，但他们从来不是正牌的官。他们只是常常进出官衙帮官府围事的马仔。

日本的战时高官因而并不是推动战争计划的真正推手。他们其实是被恶棍牵着鼻子走的可怜的木偶。他们和德国那些真正的罪犯真的很不相同的。

纳粹战犯常常散发出公关文件来美化他们的犯罪行为。但这些坏蛋们知道这些好听的说词都是假的，是他们自己编造的。

日本战犯就不同了，他们实实在在地相信他们那套说词（什么全世界八方一屋顶啦，传播天皇正道的神光……等等）。他们把想像和真实世界搞混了。

日本派驻上海的远征军司令松井石根这样评论日本的侵华行动：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斗争都只是在亚洲这个大家庭里的兄弟之间的打架。我一直深信我们所作所为只是要让我们这兄弟 – 中国去好好的反省。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恨他们，而是因为我们太爱他们。这就像一个家庭里的大哥受不了那胡做非为的小弟，于是给他一点教训。”

我们会认为这种兄弟情的说法是他临时掰的场面话。但他也许真的这么想。他在赴任以前一次欢送会上也是这么说的。

日本人似乎很会愚弄自己^（注9）。

日本人因而从来不会有罪恶感。他们不断的美化自己的罪行来逃避它。

我不知道德国那种正牌的恶棍，和我们日本这种做坏事还自以为在做好事的人，放在一起比一下，到底那一种人比较邪恶。

日本战时的领导阶层可说都是侏儒。所有被告席上的日本战犯没有一个人承认他们想开启任何战争，这包括入侵满州（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谈到每一个他们发起的战争，他们都冷冷地辩说，没有别的办法，他们是被迫卷入战争的。

这种态度跟德国的戈林真是有天壤之别呀！他说：我承认我担负百分之百的开战责任。我从开始到最后一天都在领导这场战争。而且他承认战争就是为了政治和军事目的。简单的说，他承认自己是个大坏蛋，就是“邪恶”。

相对于戈林的爽快，日本战犯们滑得像泥鳅，濛濛的像雾。他们顾左右而言他，从不正面回答问题，即使是应该比较专业的军职人员也是一个样，甚至表现得更滑溜。

日本语言特质（有很多空洞、没内涵的词）也帮助他们逃避直接回答问题。

总之，在这次战争中，并不仅只是这些被告席上的战犯没有责任感，实际上，在整个日本政界这是个通病。这种现象的根太深了，以致于我们不能用个人人格瑕疵（例如：无耻、狡滑、谋自保等）来看待。

这不是少数个人的失败。这显示日本整个系统的衰颓^（注10）。

这些战犯被告逃避责任通常使用两个理由，一是事情已经木已成舟，被迫追认。一是事情不在他管辖范围内。

他们经常违反自己的判断而顺着时势走。有时他们甚至说一些重大决策是命运在主导，他们无力回天^（注11）。

部长们开会时，议程是属下安排的。这些部长们，因而，经常受到下属的摆布而不自知。有次发生十月兵变，计划甚至包含暗杀首相在内的五六个政府最高层官员。但这些政变者在事败后竟没依军法惩处，因为这些长官没任何担当，不敢做这个决定。

这种没胆量决定事情的“权威自宫”情形，使得各个军队里，强势单位可以把意志加在平行单位身上。例如：战争部长如果要在内阁会议中导引决策，他可以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军方的人不会接受的，或是：这样的话我不敢保证我们控制得了军队。

这个模式什么地方都可以拿来用。例如：某某某局长不会同意的，某某某团长是不可能接受的，某某某连长这一关稳过不了。如此这般一直降级下去到“人民不会同意的”（而人民其实是那些常到官府串门子的右派分子）。军队常常找右派人士或右派媒体去传播排外和尊崇天皇的观念。但是这些他们搞出来的民意，反而常常会妨碍自己的自由裁夺权。于是日本愈来愈偏右，终于惹出大灾祸来。

坚决反对从中国撤军的东条英机曾说过：我如果退让的话，我将如何面对我们死去的千千万万个英灵？我这么做的话，我将再也不能在睡觉的时候面向着靖国神社了。

他不说“人民不会同意的”，而说“千千万万个死去的英灵是不会同意的”，在这一刹那，日本与它的过去的紧密结合达于最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