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你看到了嗎？你剛才看到帝國迷霧裡的錦囊了嗎？滿地都是啊！

沒看到？別急。我等會兒拿出來給你們看。

現在我得去德國、奧地利找幾個法寶來幫我們打這場腦海裏的戰爭。

德國和日本經常並列，所以研究德國二戰後的作為有道理，但為什麼要研究奧地利呢？

請看下列數據：納粹德國於一九三八年越界佔領奧地利，經公投正式併吞（百分之九十九點七的奧國人支持加入德國）。所以奧地利在二戰時是納粹德國的一部分。

奧地利人佔德國百分之八，但佔蓋世太保百分之十三，佔集中營職員百分之四十，佔集中營指揮官百分之七十。納粹高官中奧地利人很多。許多惡名昭彰的集中營就在奧地利。奧地利民眾普遍支持納粹，希特勒來奧巡視時，受到民眾夾道歡迎。奧地利參與對猶太人的迫害，致六萬五千猶太人被殺戮，十二萬人被迫出逃。此外奧地利人死心塌地的支持納粹，即使希特勒已經自殺死了他們仍誓死抵抗聯軍。

你們說，奧地利人對納粹的侵略罪行有責任嗎？

好，現在你們知道為什麼奧地利和德國一樣值得我們研究，以做為日本戰後作為的對照本。

德國並不是戰後立刻全民湧出了懺悔的心，並馬上開始賠償受害國的人民。這中間德國人對於懺悔、道歉與賠償的意願和行動，歷經多次起伏才慢慢的形成國民的共識。

奧地利更因為二戰後期時聯軍宣稱奧地利是第一個納粹加害的受害國，在戰後很長的一段時期並不被歸為納粹的同路人，而逃避了聯軍及歐洲各國對它要求懺悔、道歉與賠償的國際壓力。他們最終走向認錯、認賠的道路，其間的玄機，對中國人是頗具啟發性的。

我不贅述整個歷史的推移過程。我只在此指出與中國人當前策略有關的幾點觀察：

▍第一：高層次國家主義的誕生

國家領袖若推動反思，會將國民的共識導往懺悔、道歉與賠償的方向。

最顯著的事件就是德國總理布蘭德（Willy Brandt）於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跪在波蘭首府華沙的二戰紀念碑前嚴肅、誠摯懺悔那一幕。

在他跪倒那一剎那間，不知多少波蘭人心中糾結的仇恨開始消融。而千千萬萬德國人也終於有機會反思國家武力之終不可恃。昨日的狂笑埋下的正是今日的悔恨與恥辱。

也許就在那一刻，德國人潛意識裏誕生了一種更高層次的愛國主義，那就是：如果我們想要任何外國人的東西，無論是黃金、白銀、石油、米、麥、淡水、錫、錳、銅，我們拿錢去買，我們拿其它好東西去跟他們換來。我們永遠也不要使用國家暴力去搶奪這些資源，我們不要偷來的、搶來的東西。這種高層次的愛國主義是與國家武力脫鉤的。

如果以實物來比擬的話，那就是：偷來的、搶來的蘋果有毒（仇恨、暴力、憎惡）不能吃。吃了以後會上吐下瀉、打擺子。而偷、搶他人蘋果，會引起路人側目，天下人恥笑。

這種高層次的愛國主義，是我從德國找來的第一個法寶。而布蘭德首相後來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不亦宜乎！

▍第二：文學與影劇

文學、影劇影響人心於潛移默化之中，它們促使人用心靈、用感情來重新看舊事情。大多數人依照慣性與惰性，很少用客觀的眼光看事務。因此每個人都不免受到傳統與國家宣傳的影響。

而故事，如果寫得好，有真實性，有代表性，可以突破人的慣性，讓他的人性面得以顯現出來，從而改變他對事務的看法。

一九五七年《安妮的日記》這本書，以舞台劇的形式在德國各大城市演出，激起德國人對納粹慘無人道迫害猶太人的痛恨情緒爆發出來。人的情緒不能被數字直接導引，所以：納粹黨人殺害了六百萬個猶太人這句話，不一定會強烈震撼德國人。但是當他能體驗到一個真實的人在遭迫害過程中的無助、絕望、對美好人生破滅那種強烈的悲哀，他才會突然覺醒，知道殺害這六百萬個猶太人是個多麼恐怖的罪惡。

一九七九年美國拍攝的迷你影集「大浩劫（The Holocaust）」以一個猶太家庭受迫害的經歷為主軸。它在德國播出後德國人對納粹所犯下的罪行深感痛恨，在稍後通過了法案，將追捕戰犯的期限無限期延長。這在影集播出前是絕不可能的。自民黨副主席Werner Maihofer當時說出的名言「每一個被謀殺的受害者，他墓上的草終會再長出來，通常這需要一代的時間。但是在Auschwitz奧許維次集中營，青草再也不會長了，就算過了一百代也不會」很感性的表達了德國人此時的心情。他們終於從影片中徹底感悟到他們祖先們的罪孽有多麼深重。

影集改變了德國，將它永久性導向懺悔、道歉、賠償的方向。

我在德國獲得的第二個法寶因而是：文學與影劇

▍第三：國際法，條約的局限性

上述有關德國、奧國的道歉與賠償，我主要參考的是War, Guilt, and Politics after World War Two（二戰後的戰爭、罪惡感與政治），作者是湯瑪斯博格Thomas Berger，波士頓大學國際關係系教授。他的多本著作多半是有關德國和日本二戰後的政治或文化評論。

他在這本書序文中所提到的一件事，對於「腦海裏的戰爭」關係重大。他是這麼寫的：

「我本來排斥這個探討德國和日本戰後歷史的寫作計劃。但在一九九八年我這種心理障礙開始消退。關鍵的改變發生在我觀看日本駐美大使齊藤邦彥 Kunihiko Saito與名作家Iris Chang（張純如，紐約時報暢銷書《被遺忘了的二戰浩劫——南京大屠殺》作者），兩人的電視辯論。這位大使，雖然他看來是個能幹人，在面對張純如對日本政府戰後，沒有適當處理賠償問題強烈指控時，顯得手足無措、無法招架。他提出抗辯，指賠償之事在日本與各受害國之間已經以條約解決。這種說法雖然依狹義國際法角度看非常合邏輯，但給我的感覺是既冷酷無情又太倚法論事。我深信他這種說法，在美國的法庭及世界輿論前都會完全瓦解。而日本政府這種看法，最終將會損害到，而不是有助於，日本的國家利益。」

這裏描述的雖是十四年前的事，但是序文本身卻是寫於二○一二年。博格先生對這次辯論的感受看來是印象深刻、歷久而彌新。

博格先生是研究德國、日本戰後政治的專家，是大學國際關係系教授，本身不是二戰的受害者。他與日本學者交往密切（他在序文中提及，並致謝的日本朋友多達十人），此外，他寫這本書的研究經費就是來自於總部設於日本東京的，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

博格先生沒有反日成見，他善意第三者身分是毫無疑問的。作為一個善意第三者，一個中性的研究者，他對日本政府立場的直率評論，顯示這種看法應該是全世界的主流，它代表絕大多數世人的意見。

這就是我找到的第三個法寶：也就是：國際法與條約不能保護日本立場。全世界都會站在我們的身邊。

▍第四：誠實是最好的策略

除了博格先生的序文以外，奧地利政府戰後對於懺悔、道歉與賠償這些課題之立場的轉變歷史，更具體證實國際法與條約，不是施行戰爭暴行國家逃避這些責任的法寶。以下是相關的事實。

由於聯軍的政治考量，將奧地利視為第一個納粹受害國，奧地利在戰後沒有受到太多的責難，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日奧地利政府與英、美、法、蘇正式簽署奧地利獨立條約，從此它卸下了與納粹政權的舊關係，成為一個獨立國。

此時此刻，奧地利從國際法角度看，它不再需要煩惱懺悔、道歉、賠償這些事情。

但是，往後幾十年間奧地利人的心態，和德國人一樣逐漸趨向對納粹暴行的悔恨，對受迫害的猶太人的同情，並且認知到奧地利國民對受害人有賠償的責任。

其間之轉折點頗多，茲不贅述。大體上說新一代的奧地利人沒有舊觀念的包袱，比較能客觀看事情；老一輩納粹遺民逐漸凋零；強大的國際壓力，都分別促成對這種新觀念於一九九○年代起成為主流。

我觀察奧國人的改變，認為真正的改變來自於奧地利人務實的愛國主義。他們逐漸感覺到自己國家過去確實犯了滔天大罪。否認事實，對於務實的新一代奧國人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前人的犯罪事實不會因為今人的否認而消滅。否認，於是變成這新一代奧國人自己的恥辱。潛意識裏他們知道懺悔、道歉、賠償才是最好的應對策略。

這就是我在奧地利找到的第四個法寶：誠實認錯、認賠是最好的策略。否認祖先的罪行不能使他們的罪惡消失，反而成為新一代人自己的恥辱。

▍第五：忘記叢林法則才看得到罪惡

奧地利這種實用主義的概念能成為國家主流，沒像日本一樣被右派分子壓制下去，我以為是因為奧地利現在是一個小國、一個中立國。整個國家早已放棄了有朝一日我們還要乘勢再起，再創輝煌這種右派想法。少了狂熱的右派分子，正常人的想法才會抬頭，也才能看到真實。

這就是我在奧地利找到的第五個法寶：一個人如果不承認像日月一樣明顯的罪惡，不是他眼睛瞎了看不見，而是因為他不肯放棄「強權才是王道、弱肉強食本是常態」的叢林爭霸心態。我認為這個觀念將是爭取日本人改變的一張王牌，它在我從歐洲找來的五個法寶中高掛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