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麼精神因素奴役著日本人這麼多年，並驅使他們發動了與全世界為敵的戰爭？這個問題答案很簡單。

答案很簡單。因為日本軍國主義沒什麼深厚的理論，只有類似「世界八方一屋頂」或「把天皇的神威傳播到世界上每一個角落」等口號。這與納粹德國的情形大不同。他們有一整套理論，例如《我的奮鬥》或《二十世記的神話》。

沒有理論並不表示它是弱勢的。正相反，軍國主義像一個多層密網，牢牢地套住了日本人。它不僅只是一個決定我們日本人低層政治自覺的外加制約力量。其實，重要的是那鋪天蓋地而來，導引我們行為的心理壓力。

如果我們想了解軍國主義真象，我們需要去嘗試了解它口號底下的邏輯是什麼？

軍國主義不是含有擴張性的國家主義的加強版，它的本質是不同的。日本人有一股內在的衝動，對外尋求擴張，對內進行壓迫。這種質變使它成為極端軍國主義。

讓我來把它和歐洲國家主義比較一下，你就會查覺其中的玄機了。

現代歐洲國家對於人的內在價值（例如真理，正義）是持中性立場的。這些是屬特殊團體（如教會）的領域。國家是一種主權的法律框架，它是不關人內在價值的。

歐洲的君王不再提君權神授，只強調他能維持社會秩序，使它能正常運作這個實際的功能。

明治維新將日本改造成一個現代國家時，這個新國家卻不像歐洲各國一樣不管人民的內在價值觀。所以日本的國家主義不是根植於外在的法律，而是從日本人的內在價值觀引出的。

在明治維新以前，來訪日本的外國人很快就會發現，日本有雙核心：一個是天皇統領人民的精神層面，一個是幕府，他們擁有政治實權。維新後，幕府的權力被拔除，改歸天皇。政權與神權於是集於天皇一身。

這一來屬於公領域的政治，與本來屬於私領域的人內在價值全歸天皇管，兩者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法律開始侵入原來屬私領域的事務。而且天皇政府開始傳播「即使在個人事務層面，每一個人也都要面向天皇。而且大家都必須發心去報效國家」的觀念。從此日本的一切個人事宜，全都變成了政府可以介入的國家大事。

而這就表示國家的一切作為，沒有任何超越國家的道德標準可以衡量它、評論它。國家主權創造一切事務、一切價值的標準。

正因為一切價值的起始點是天皇，他的作為永遠是好的，是對的。正義於是和國家的作為永遠是一體的兩面，是不能分的。因此即使是最恐怖、最邪惡、最奸詐的行為都是好的，是可以做的。

日本國家主權之申張，因而成為權力與德性的終極源頭。於是日本人民不從內心深處去求取德性，去提振道德力量。不，道德存在於人心的外面。因此日本人會毫不猶疑地去積極加入外在的政治運動。

日本人在戰時全方位動員的精神，正是日本人用外在行動表現德性的典型範例。日本政府所做的一切行為既然永遠是對的，日本人就從來不曾理解到政治的「惡魔」層面。這與西方人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湯瑪斯曼（Thomas Mann，德國小說家、政論家，一九二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曾指出，德國人民心中深處有一個認知，那就是，政治的本質是殘忍而不道德的。這種概念日本人沒法子真正理解。

因此有兩種政客在日本幾乎沒有。其一是堅持追求真理與正義的理想主義者。其二是赤裸裸地追求權力，踐踏人權的混蛋。

日本沒有這兩種人，我們的政客表面上喧鬧得不得了，骨子裏卻是嚴謹的依循著自己的一套道德準則。東條英機正是這種日本政壇中的代表性人物。

這種現象我叫它做「權力之矮化」。這種矮化，不僅僅發生在國家最高層的政治活動中，而且包含了一切政府主導的控制行動。

譬如說，如果你去看一份日本人虐待、踢打戰俘的報告書，你會很震驚的發現，每一個被告都強調他們很努力的去改善集中營的狀況。自以為在做好事卻同時在踢人、打人。這就是因為他們以為：執行權力就等同於德性，是對的、好的。

在日本軍營裏待過的，都能夠輕易了解這種事。在軍隊裏面，施行權力不是基於個人的自信心，而是根植於對國家主權的認同。當他們失去了國家政權這靠山後，他們的表現真是虛弱而可悲呀！在受審時，土屋龍夫臉如白紙，古島佐藤竟嚇哭了。但是德國戰犯戈林在庭上縱聲狂笑。巢鴨拘置所中所有的日本戰犯沒有一個有這種氣魄！

在德國和日本，虐待戰俘都很常見。但日本的虐囚與德國有本質的不同。在德國，虐囚者與囚犯的關係是一個自由人與一個東西。在日本虐囚者心中有把無形的尺，這尺使他看到的是，他與最高價值（天皇）的距離比較近，因而他是站在上面，而囚犯在下面。

這種「與天皇距離有多近」在日本是極端重要的事。這種追求靠近天皇的內在衝勁正是所有權力機構（軍隊、財閥）以及整個國家的行政機關的推動力。

決定所有公務員、軍人該怎麼做的不是事情依法該怎麼做，而是要認知那些比他更接近天皇者的權力。所以在日本法律的觀念非常薄弱。法律不是用來規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一體適用的準則，而只是位高的人對位低的人用的一種工具。法律只是用在對付下級用的。它對於在上位的人是非常寬鬆的。

所以帝國高官們對於逮捕、拘留、聽證這一類事，根本不依法來，可說視法律如無物。

日本的價值觀因而不重視一個人的社會功能，而就看他與天皇有多近。所以貴族的高貴是因為他們是皇室之捍衛者。而陸軍、海軍的生命線是最高領導直接統領這特權。

每天推動這些政府領導階級工作士氣的，不是這工作的合法性，不是心中認為他是在做對的、合於公義的事，也不是以為自己是在為人民服務，而純是因為感覺到自己與天皇是很接近的。

因此，他們將自己的利益與天皇的利益結合。凡是會影響天皇權益的就都是敵人。

認知到德性與權力的完全結合，以及時時刻刻都要關注自己與天皇有多近，這兩件事對於日本人的工作態度有巨大影響。

對於手邊工作的成就感，不是基於自己的專業技能，而是倚賴從上面傳下來的價值。許多日本軍隊裏的病態現象都跟這種心態直接相關連。軍隊的整個教育體系都在導引這種上與下的觀念。

軍隊是國家的主要成分，因此他們站在上面，他們面對平民時有強烈的優越感。而且不只是位階高，而是一切都高人一等。

由於誰高誰低是如此重要的一件事，各個軍事單位之間因而產生強烈的相互競爭。而這更在戰時導致軍種、部門之間各自劃地自雄，不能協調合作的現象。

這種現象不僅存在於陸軍與海軍中。可以說整個日本政府都是這個樣子。大家都要顯示自己團隊比別人更接近天皇。整個國家每個人都有根鏈子連在天皇身上，有的近，有的遠，有的在上，有的在下。

這樣嚴密的結構是不是正適合產生獨裁者呢？其實不然。獨裁者必須是個能獨立做出決定的自由人。但是在日本這麼嚴密結構起來的社會裏，每個人在對下方的人強加以權威的同時，自己一定受到上方的人的節制。

這看起來像一個獨裁體系但卻有本質的不同。獨裁是根植於責任感，而日本人根本沒有責任的概念。

讓我們來比較一下德國與日本。在開啟追究侵略戰爭責任歸屬的問題時，納粹德國清楚的知道開戰是他們的決定。日本呢？雖然確是日本開啟了太平洋戰爭，卻沒法子發現那一個人或那一個團體知道他開啟了這場戰爭。這個國家像是被一個可怕的戰爭漩渦捲了進去，而沒人了解這股巨大的力量。

這問題的答案在於日本獨裁統治的本質。日本陷於獨裁統治已是國家的不幸。但是更不幸的是，日本的統治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應該負起統治責任的獨裁者。

這整個獨裁體系的各個部門不認為自己是個決斷者，而以為自己是受到外面訂定的法條嚴格規範的。沒有一個衙門能獨力施展什麼作為，大家相互依賴著，而每個人都仰望來自絕對權力中心——天皇的領導。這種工作模式無疑阻止他們產生責任感。

當東條英機在大審時被問到他所享有的權力構不構成一個獨裁政治，他這麼回答的「大家都說這是一個獨裁政府，我必須加以澄清：那個叫東條英機的人^（註1）是一個謙卑的臣子。我跟你們是一樣的人，不同的是我擔當首相這個職位。我的榮耀只是因為我領受到了來自天皇陛下的神光的照耀。要不然，我不過像個路邊的小石頭罷了。我因為得到天皇的信任坐上了首相的位子，如此而已。我和歐洲那些被稱為獨裁者的統治者是截然不同的」

事實上東條英機首相的權力遠大於前幾任首相。但是他的答詞中顯現出來的是一個膽小、忠誠的一個臣子的心態。他無時或忘的是那種因為能接近天皇而產生的驕傲與優越，以及被這種權威的重量壓在心頭所產生的心理負擔。

這種狀態我們可以用一種壓迫轉移以維持平衡的現象來描述。

靠著對下屬強加隨意壓迫的行為，每個人都可以把從上面來的壓迫轉移到了下一級的人身上，從而能獲得補償式的心理平衡。

這種現象是日本封建體制留傳下來的。Fukuzawa Yukichi（福澤諭吉）曾詮釋這種現象為權力之重要性無限上綱的結果。而這個現象從日本文化的最開端起就是人與人互動中的常態，其歷史非常悠久。

日本人自古以來在上位的人和在下位的人各有不同的行為準則。同樣的兩組人的權利與義務各不相同。所以每一個人一方面受到上級的壓迫，一方面欺壓下級同胞。一方面是受害者，另一方面是加害者。對上方來的壓力他低頭，對下屬則作威作福。用今天的得意來彌補昨天受到的恥辱……好像是將張三的錢搶來付給李四。

這現象在軍隊裏極端的普遍，而且整個日本幾乎每一個角落都是這樣子。

當日本在世界舞台上嶄露頭角後，這種壓迫傳遞現象就跟著延伸到了國外。明治維新以後，立刻就想侵略韓國，而稍後又派兵到台灣。在德川時代後期日本深深感受到列強對她的壓迫。因此一旦國家強盛了，馬上有樣學樣，開始壓迫周邊的弱國。這明顯的是一種壓迫轉移現象的延伸。

而要求對外執行強硬外交的政策是來自於普通平民百姓，也就是在日本國內備受壓迫的社會最底層的一群人。當我們檢視日軍對中國和菲律賓人民的暴行時，我們發現那些施暴的人是最低階的士兵。這些人在日本國內只是個天皇的子民。到了國外他們的身份就變了。現在因為他們是帝國大軍的一員，地位很高的啦。在這種狀態下，這些在國內沒有人可以給他們欺壓的低階士兵，馬上逮住機會對當地人施以殘暴的迫害。這正是日本政治體系中靠壓迫別人來作心理補償的一個實例。

現在我們可以比較清楚的看到，以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角度來看，全世界各國是幅什麼樣的圖片。由於日本的價值標準，是以與天皇這最高價值點的距離來衡量的，這個模式可以延伸到全世界。

極端的軍國主義理論是這樣的：日本把全世界的國家都納入這個體系之中。每個國家都有一個對應於日本的一個位階，其位階之高低，依照他們的社會現狀而定。如果全世界都納入了這個體系，那世界就太平了。一個軍國主義者曾這麼說：世界歷史的走向，就是讓天皇的尊貴德性之光照耀在全世界。這將經由帝國的兵威顯現達成。

在這樣的計劃中，每件事都受到日本帝國的絕對控制，那裏有各國都必須遵守的國際法的存在空間呢？當天皇的德性之光依聖土（日本）的方式照耀於全世界的時候，根本就沒有國際法這碼子事。

東京大審的時候，我們發覺日本發起太平洋戰爭是非常不理性的。日本人在發動戰爭前，沒有仔細考慮自己與美國的生產力之間的巨大落差。這個致命的決策者甚至對於國際事務非常的無知。而在決策的關頭他們其實是近乎絕望的。東條英機曾說「有時候人必需閉起眼睛往下跳」。

聯軍在太平洋戰爭時一直假設日本在開戰前一定有充裕的準備，有專責的機構負責，有嚴謹的沙盤推演。這是因為日本是主動發起這場大規模戰爭的一方。

當戰後聯軍逐漸了解了開戰內幕以後，他們真是無比的驚訝。日本竟在對華的侵略戰爭還在進行中，同時與美國、英國開戰，甚至他們還準備攻打蘇聯。

不怪大審時替戰犯辯護的律師Mr. Bluewett（他的國家——美國年產戰機五萬架）辯說：除了唐吉柯德以外，沒有人會拿幾百架戰機去征服全世界^（註2）。聯軍的戰時宣傳機構，描述日本是個像納粹德國一樣的專制國家，少數人把持國政。但是當事實被發掘出來後，我們會驚異地發現日本領導階層內部意見嚴重分岐而且極不穩定。

有什麼可以證明這說法呢？有的。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共經過了十五個內閣，二十一個首相，三十個外交部長，二十八個內政部長，十九個戰爭部長。看起來不太像一組人設訂了一個獨霸世界的大陰謀，然後依照計劃來推行。

聯軍是於戰後從外面來看日本。德國人，因為是二戰時日本的盟國，可以在二戰時於日本內部觀察日本。他們的日本印象是相同的，即日本政府猶豫不決，沒有長期策略。一個德國派駐東京的武官對於日本陸軍與海軍之間相互制肘的激烈程度極感驚訝，他甚至忍不住而跳進去嘗試幫這兩個軍種排解爭議。

如果我們以宏觀的角度來看，日本從滿州事件（九一八事變）到太平洋戰爭之間確實可以看出一些脈絡^（註3）。但是如果以微觀的眼光來看，那麼我們會看到一大串不合邏輯的決策。（指戰爭是突發事件引起，不是預謀）

在法庭上，預謀犯罪和臨時動議式的犯罪是相衝突的^（註4）。但是這種互斥性在我們在這裏做歷史分析時並不一定適用。

誠然，在東京大審被告席上的人，都主張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都鼓吹要建立八方一屋頂的世界新秩序，都要把天皇的皇威推展到全世界的每個角落^（註5）。

鈴木貞一如此描述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次重要的內閣會議。

與會的包括首相近衛文麿，戰爭大臣東條英機，海軍部長及川古志郎，海軍上將豊田副武，外交部長和中將鈴木貞一（他自己）。

「很快的，爭執的焦點就很明白的擺在大家眼前了：海軍部官員確實感覺要打贏美國是不可能的，但他們不敢公開地這麼說。陸軍部官員並不真的想再開啟對美、英的新戰爭，但他們不想從中國退兵。外交部長的看法是：如果不從中國退兵，則與美國的談判不會有結果^（註6）。當時如果首相要避免這場戰爭，有兩個辦法。一是讓海軍承認打不過美國。第二是讓陸軍能看得到海軍不願承認的事實^（註7）而同意從中國撤軍。我感覺到首相的困境，因為他自覺沒辦法說服海軍，也沒辦法說服陸軍。」

所以在會議中，三方角力的結果是：沒有結果。東條英機堅絕反對從中國撤軍。最後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而他也取代近衛文麿成為首相^（註8）。

納粹德國的戰犯們，都屬於惡棍型，多半沒受過正規教育，在執政前沒做過官。而日本的戰犯都是名校的高材生，一路做公務員，一帆風順爬上了高位。

納粹的領導人很多是不太主流的怪胎，像吸毒的，性錯亂的和酒鬼。他們多是社會上的邊緣人。而日本的戰犯領導則非常正常，沒有心理變態。他們出自名門世家，備享尊榮。

確實有些惡棍型的日本人曾幫助推動軍國主義，但他們從來不是正牌的官。他們只是常常進出官衙幫官府圍事的馬仔。

日本的戰時高官因而並不是推動戰爭計劃的真正推手。他們其實是被惡棍牽著鼻子走的可憐的木偶。他們和德國那些真正的罪犯真的很不相同的。

納粹戰犯常常散發出公關文件來美化他們的犯罪行為。但這些壞蛋們知道這些好聽的說詞都是假的，是他們自己編造的。

日本戰犯就不同了，他們實實在在地相信他們那套說詞（什麼全世界八方一屋頂啦，傳播天皇正道的神光……等等）。他們把想像和真實世界搞混了。

日本派駐上海的遠征軍司令松井石根這樣評論日本的侵華行動：

「日本和中國之間的鬥爭都只是在亞洲這個大家庭裏的兄弟之間的打架。我一直深信我們所作所為只是要讓我們這兄弟 – 中國去好好的反省。我們這樣做不是因為我們恨他們，而是因為我們太愛他們。這就像一個家庭裏的大哥受不了那胡做非為的小弟，於是給他一點教訓。」

我們會認為這種兄弟情的說法是他臨時掰的場面話。但他也許真的這麼想。他在赴任以前一次歡送會上也是這麼說的。

日本人似乎很會愚弄自己^（註9）。

日本人因而從來不會有罪惡感。他們不斷的美化自己的罪行來逃避它。

我不知道德國那種正牌的惡棍，和我們日本這種做壞事還自以為在做好事的人，放在一起比一下，到底那一種人比較邪惡。

日本戰時的領導階層可說都是侏儒。所有被告席上的日本戰犯沒有一個人承認他們想開啟任何戰爭，這包括入侵滿州（九一八事變）、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談到每一個他們發起的戰爭，他們都冷冷地辯說，沒有別的辦法，他們是被迫捲入戰爭的。

這種態度跟德國的戈林真是有天壤之別呀！他說：我承認我擔負百分之百的開戰責任。我從開始到最後一天都在領導這場戰爭。而且他承認戰爭就是為了政治和軍事目的。簡單的說，他承認自己是個大壞蛋，就是「邪惡」。

相對於戈林的爽快，日本戰犯們滑得像泥鰍，濛濛的像霧。他們顧左右而言他，從不正面回答問題，即使是應該比較專業的軍職人員也是一個樣，甚至表現得更滑溜。

日本語言特質（有很多空洞、沒內涵的詞）也幫助他們逃避直接回答問題。

總之，在這次戰爭中，並不僅只是這些被告席上的戰犯沒有責任感，實際上，在整個日本政界這是個通病。這種現象的根太深了，以致於我們不能用個人人格瑕疵（例如：無恥、狡滑、謀自保等）來看待。

這不是少數個人的失敗。這顯示日本整個系統的衰頹^（註10）。

這些戰犯被告逃避責任通常使用兩個理由，一是事情已經木已成舟，被迫追認。一是事情不在他管轄範圍內。

他們經常違反自己的判斷而順著時勢走。有時他們甚至說一些重大決策是命運在主導，他們無力回天^（註11）。

部長們開會時，議程是屬下安排的。這些部長們，因而，經常受到下屬的擺佈而不自知。有次發生十月兵變，計劃甚至包含暗殺首相在內的五六個政府最高層官員。但這些政變者在事敗後竟沒依軍法懲處，因為這些長官沒任何擔當，不敢做這個決定。

這種沒膽量決定事情的「權威自宮」情形，使得各個軍隊裏，強勢單位可以把意志加在平行單位身上。例如：戰爭部長如果要在內閣會議中導引決策，他可以說：如果這樣的話，我們軍方的人不會接受的，或是：這樣的話我不敢保證我們控制得了軍隊。

這個模式什麼地方都可以拿來用。例如：某某某局長不會同意的，某某某團長是不可能接受的，某某某連長這一關穩過不了。如此這般一直降級下去到「人民不會同意的」（而人民其實是那些常到官府串門子的右派份子）。軍隊常常找右派人士或右派媒體去傳播排外和尊崇天皇的觀念。但是這些他們搞出來的民意，反而常常會妨礙自己的自由裁奪權。於是日本愈來愈偏右，終於惹出大災禍來。

堅決反對從中國撤軍的東條英機曾說過：我如果退讓的話，我將如何面對我們死去的千千萬萬個英靈？我這麼做的話，我將再也不能在睡覺的時候面向著靖國神社了。

他不說「人民不會同意的」，而說「千千萬萬個死去的英靈是不會同意的」，在這一剎那，日本與它的過去的緊密結合達於最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