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你看到了吗？你刚才看到帝国迷雾里的锦囊了吗？满地都是啊！

没看到？别急。我等会儿拿出来给你们看。

现在我得去德国、奥地利找几个法宝来帮我们打这场脑海里的战争。

德国和日本经常并列，所以研究德国二战后的作为有道理，但为什么要研究奥地利呢？

请看下列数据：纳粹德国于一九三八年越界占领奥地利，经公投正式并吞（百分之九十九点七的奥国人支持加入德国）。所以奥地利在二战时是纳粹德国的一部分。

奥地利人占德国百分之八，但占盖世太保百分之十三，占集中营职员百分之四十，占集中营指挥官百分之七十。纳粹高官中奥地利人很多。许多恶名昭彰的集中营就在奥地利。奥地利民众普遍支持纳粹，希特勒来奥巡视时，受到民众夹道欢迎。奥地利参与对犹太人的迫害，致六万五千犹太人被杀戮，十二万人被迫出逃。此外奥地利人死心塌地的支持纳粹，即使希特勒已经自杀死了他们仍誓死抵抗联军。

你们说，奥地利人对纳粹的侵略罪行有责任吗？

好，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奥地利和德国一样值得我们研究，以做为日本战后作为的对照本。

德国并不是战后立刻全民涌出了忏悔的心，并马上开始赔偿受害国的人民。这中间德国人对于忏悔、道歉与赔偿的意愿和行动，历经多次起伏才慢慢的形成国民的共识。

奥地利更因为二战后期时联军宣称奥地利是第一个纳粹加害的受害国，在战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并不被归为纳粹的同路人，而逃避了联军及欧洲各国对它要求忏悔、道歉与赔偿的国际压力。他们最终走向认错、认赔的道路，其间的玄机，对中国人是颇具启发性的。

我不赘述整个历史的推移过程。我只在此指出与中国人当前策略有关的几点观察：

▍第一：高层次国家主义的诞生

国家领袖若推动反思，会将国民的共识导往忏悔、道歉与赔偿的方向。

最显著的事件就是德国总理布兰德（Willy Brandt）于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跪在波兰首府华沙的二战纪念碑前严肃、诚挚忏悔那一幕。

在他跪倒那一刹那间，不知多少波兰人心中纠结的仇恨开始消融。而千千万万德国人也终于有机会反思国家武力之终不可恃。昨日的狂笑埋下的正是今日的悔恨与耻辱。

也许就在那一刻，德国人潜意识里诞生了一种更高层次的爱国主义，那就是：如果我们想要任何外国人的东西，无论是黄金、白银、石油、米、麦、淡水、锡、锰、铜，我们拿钱去买，我们拿其它好东西去跟他们换来。我们永远也不要使用国家暴力去抢夺这些资源，我们不要偷来的、抢来的东西。这种高层次的爱国主义是与国家武力脱钩的。

如果以实物来比拟的话，那就是：偷来的、抢来的苹果有毒（仇恨、暴力、憎恶）不能吃。吃了以后会上吐下泻、打摆子。而偷、抢他人苹果，会引起路人侧目，天下人耻笑。

这种高层次的爱国主义，是我从德国找来的第一个法宝。而布兰德首相后来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不亦宜乎！

▍第二：文学与影剧

文学、影剧影响人心于潜移默化之中，它们促使人用心灵、用感情来重新看旧事情。大多数人依照惯性与惰性，很少用客观的眼光看事务。因此每个人都不免受到传统与国家宣传的影响。

而故事，如果写得好，有真实性，有代表性，可以突破人的惯性，让他的人性面得以显现出来，从而改变他对事务的看法。

一九五七年《安妮的日记》这本书，以舞台剧的形式在德国各大城市演出，激起德国人对纳粹惨无人道迫害犹太人的痛恨情绪爆发出来。人的情绪不能被数字直接导引，所以：纳粹党人杀害了六百万个犹太人这句话，不一定会强烈震撼德国人。但是当他能体验到一个真实的人在遭迫害过程中的无助、绝望、对美好人生破灭那种强烈的悲哀，他才会突然觉醒，知道杀害这六百万个犹太人是个多么恐怖的罪恶。

一九七九年美国拍摄的迷你影集“大浩劫（The Holocaust）”以一个犹太家庭受迫害的经历为主轴。它在德国播出后德国人对纳粹所犯下的罪行深感痛恨，在稍后通过了法案，将追捕战犯的期限无限期延长。这在影集播出前是绝不可能的。自民党副主席Werner Maihofer当时说出的名言“每一个被谋杀的受害者，他墓上的草终会再长出来，通常这需要一代的时间。但是在Auschwitz奥许维次集中营，青草再也不会长了，就算过了一百代也不会”很感性的表达了德国人此时的心情。他们终于从影片中彻底感悟到他们祖先们的罪孽有多么深重。

影集改变了德国，将它永久性导向忏悔、道歉、赔偿的方向。

我在德国获得的第二个法宝因而是：文学与影剧

▍第三：国际法，条约的局限性

上述有关德国、奥国的道歉与赔偿，我主要参考的是War, Guilt, and Politics after World War Two（二战后的战争、罪恶感与政治），作者是汤玛斯博格Thomas Berger，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他的多本著作多半是有关德国和日本二战后的政治或文化评论。

他在这本书序文中所提到的一件事，对于“脑海里的战争”关系重大。他是这么写的：

“我本来排斥这个探讨德国和日本战后历史的写作计划。但在一九九八年我这种心理障碍开始消退。关键的改变发生在我观看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 Kunihiko Saito与名作家Iris Chang（张纯如，纽约时报畅销书《被遗忘了的二战浩劫——南京大屠杀》作者），两人的电视辩论。这位大使，虽然他看来是个能干人，在面对张纯如对日本政府战后，没有适当处理赔偿问题强烈指控时，显得手足无措、无法招架。他提出抗辩，指赔偿之事在日本与各受害国之间已经以条约解决。这种说法虽然依狭义国际法角度看非常合逻辑，但给我的感觉是既冷酷无情又太倚法论事。我深信他这种说法，在美国的法庭及世界舆论前都会完全瓦解。而日本政府这种看法，最终将会损害到，而不是有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

这里描述的虽是十四年前的事，但是序文本身却是写于二○一二年。博格先生对这次辩论的感受看来是印象深刻、历久而弥新。

博格先生是研究德国、日本战后政治的专家，是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本身不是二战的受害者。他与日本学者交往密切（他在序文中提及，并致谢的日本朋友多达十人），此外，他写这本书的研究经费就是来自于总部设于日本东京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博格先生没有反日成见，他善意第三者身分是毫无疑问的。作为一个善意第三者，一个中性的研究者，他对日本政府立场的直率评论，显示这种看法应该是全世界的主流，它代表绝大多数世人的意见。

这就是我找到的第三个法宝：也就是：国际法与条约不能保护日本立场。全世界都会站在我们的身边。

▍第四：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除了博格先生的序文以外，奥地利政府战后对于忏悔、道歉与赔偿这些课题之立场的转变历史，更具体证实国际法与条约，不是施行战争暴行国家逃避这些责任的法宝。以下是相关的事实。

由于联军的政治考量，将奥地利视为第一个纳粹受害国，奥地利在战后没有受到太多的责难，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日奥地利政府与英、美、法、苏正式签署奥地利独立条约，从此它卸下了与纳粹政权的旧关系，成为一个独立国。

此时此刻，奥地利从国际法角度看，它不再需要烦恼忏悔、道歉、赔偿这些事情。

但是，往后几十年间奥地利人的心态，和德国人一样逐渐趋向对纳粹暴行的悔恨，对受迫害的犹太人的同情，并且认知到奥地利国民对受害人有赔偿的责任。

其间之转折点颇多，兹不赘述。大体上说新一代的奥地利人没有旧观念的包袱，比较能客观看事情；老一辈纳粹遗民逐渐凋零；强大的国际压力，都分别促成对这种新观念于一九九○年代起成为主流。

我观察奥国人的改变，认为真正的改变来自于奥地利人务实的爱国主义。他们逐渐感觉到自己国家过去确实犯了滔天大罪。否认事实，对于务实的新一代奥国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前人的犯罪事实不会因为今人的否认而消灭。否认，于是变成这新一代奥国人自己的耻辱。潜意识里他们知道忏悔、道歉、赔偿才是最好的应对策略。

这就是我在奥地利找到的第四个法宝：诚实认错、认赔是最好的策略。否认祖先的罪行不能使他们的罪恶消失，反而成为新一代人自己的耻辱。

▍第五：忘记丛林法则才看得到罪恶

奥地利这种实用主义的概念能成为国家主流，没像日本一样被右派分子压制下去，我以为是因为奥地利现在是一个小国、一个中立国。整个国家早已放弃了有朝一日我们还要乘势再起，再创辉煌这种右派想法。少了狂热的右派分子，正常人的想法才会抬头，也才能看到真实。

这就是我在奥地利找到的第五个法宝：一个人如果不承认像日月一样明显的罪恶，不是他眼睛瞎了看不见，而是因为他不肯放弃“强权才是王道、弱肉强食本是常态”的丛林争霸心态。我认为这个观念将是争取日本人改变的一张王牌，它在我从欧洲找来的五个法宝中高挂头牌。